人们通常有一种印象，似乎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不大讲情感的。

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拥有最长的连续性，其价值权威既然不依靠宗教上帝，那么就要从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中取得权威性。今天要重新接续这种圣人和经典价值的权威，但这种价值权威不要跟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。

比如梁漱溟，在社会改革方面本来和新派是一致的，但是改革派彻底否定传统文化，拼命攻击中国文化，这才引起了文化上的争论。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，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，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，以善为政治的目的，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，这些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，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。我那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经典诵读和恢复祭孔，但这些后来都出现了。我们至今仍只是强调和的重要性，还未意识到更根本的层面——仁的重要性。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，又说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仁近于乐，义近于礼乐由天作，礼以地制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

我当时强调两点，应该说是比较有特色的。因此97年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参考亚洲价值的说法。这是儒家固有的态度，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儒家文献整理、编篡《儒藏》应有的态度。

上述汉儒关于儒家文献的整理，对于我们今天编篡《儒藏》的启示最为直接：汉儒作为伴随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观念转型的完成者，通过所谓文献学、目录学的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实际上是完成了儒学的创造性的时代转换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儒学——中华帝国时代的儒学。三校《儒藏》编篡的成绩可谓各有千秋，但我个人感觉，到目前为止，川大《儒藏》应当说是最丰厚、最扎实的。淹中古《礼》，竟亡于隋、唐之际的历史教训，他还提出了具体措施，如藏书宜择山林闲旷之地，或附近寺观有佛藏、道藏，亦可互相卫护。古有藏书之官，清代周永年云：守藏之吏，见于《周官》。

[⑦] 黄玉顺：《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》。为此，当务之急就是儒学文本的收集整理，这是儒学复兴的文献基础。

[②]《明史·文苑传四·曹学佺》载：尝谓：‘二氏有《藏》，吾儒何独无？欲修《儒藏》与鼎立。第二次转型中，曾为官学的儒学，让位于西学东渐而来的种种新学。……务俾古人著述之可传者，自今日永无散佚，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。在此，我也谈谈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点滴想法，以就教于海内同仁。

…… 我们不能不承认：经学是前现代的家族社会、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，而决不可能是现代性的市民社会、民权时代的东西。古代四库之中经部的独立首列、以及七略之中六艺（实质也是经部）的独立首列，乃是基于经学这个时代学术背景的：经学乃是整个皇权帝国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。至于董仲舒，众所周知，其思想是整合儒、道、名、法、阴阳诸家思想而成的，尽管以儒为宗，但是并非单一的儒家思想，而其整合的结果就是一种新型的儒学。安石曰：‘何人？方平曰：‘马祖、汾阳、雪峰、岩头、丹霞、云门。

所谓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今天往往仅仅被隶属于历史系或中文系的所谓文献学、特别是所谓目录学提及，这是受到了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学术观念及其学术分科的影响，这对于儒家学术、中国学术来说是颇为荒诞的，其结果是这样的咄咄怪事：像刘向、刘歆这样的通过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而实现了中国学术的时代转型、乃至建构了九流十家宏大范式的大家，在思想史、哲学史上竟然毫无地位，根本不被提及。有感于曹氏之论，周永年作《儒藏说》。

  一、为何需要编纂《儒藏》？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，儒藏这个字眼愈益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传媒之中。在之前百家争鸣的背景下，诸子都通过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来展开判教式的竞争，其中最著名的如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等。

四川大学于2009年成立国际儒学研究院，也与《儒藏》项目密切相关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一提出《儒藏》的编篡就能得到广泛的响应：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极为迫切的时代需要。其二，社会的转型要求儒学的转型，所以，须严格区分王权时代的原典儒学、皇权时代的帝国儒学和民权时代的现代儒学。事实上，《庄子·内篇·天运》最早提出六经之说，乃是指的孔子创立儒家之前的东西： 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六经，自以为久矣，孰知其故矣。所谓以霸王道杂之，就是儒、法兼用，甚至被概括为阳儒阴法（这是可以商榷的），这其实是汉代诸帝的共同家法，武帝亦然。如今在学科分类上，经学史属于思想史，思想史属于史学，而史学通常属于西方现代学术范式的实证科学，这种实证科学试图模仿自然科学那样的没有价值立场的客观研究。

非文本性的礼、乐之所以称为经，这涉及经的另外一种含义：不是指的经典文本，而是指的一个社会共同体所秉持的根本原则（义）、基本规范（礼）。方平曰：‘岂为无人，亦有过孟子者。

  二、编纂《儒藏》意义何在？ 不仅如此，以上讨论实际上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难道编篡《儒藏》的目的仅仅在于收藏储存以防散佚吗？当然远不仅止于此，周永年在《儒藏说》中就已提出了编篡《儒藏》的若干意义。乃叹曰：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

本来，传世文献最古的其实只是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周易》（古经部分）这么三经而已，战国中期以后始有六经之说（《庄子·外篇·天运》），至秦、汉设立制度化的五经博士，意味着后起的关于礼、乐的文献以及《春秋》被提升为元典，这是有待深究的课题，本文暂不展开。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无所钩用。

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，而易为之原。这些经典文本确实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：它们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的最初的文本来源，也是诸子百家思想的最初的文本来源，即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整个中华文化的最初文本来源。…… 另一种路数倒似乎是原汁原味的经学，即是原教旨的经学。上节讨论已经表明，《儒藏》的编篡决不应当仅仅是现今所谓文献学、目录学、古籍整理，而应当是儒学的一种创造性的时代转换，即应当是一种新型儒学的建构。

因此，我的看法是：经部仍然可以独立首列，但其文献应当大大缩减，具体来说也就是上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 作者简介：黄玉顺，四川成都人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他们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看： 第一，就整个中国学术而论，他们以儒学统百家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大臣杨恽、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，尝侍燕从容言：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

这不仅对于川大古籍所的本所同仁来说是值得纪念的，而且对于整个儒学界来说也是值得庆贺的。即： 1、经藏12目：（1）元典（含唐石经和清石经）、（2）周易、（3）尚书、（4）诗经、（5）三礼（含三礼及总论）、（6）春秋（含三传及总论）、（7）孝经、（8）四书（含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）、（9）尔雅、（10）群经、（11）谶纬、（12）出土文献（含简帛、石刻、敦煌遗书） 2、论藏5目：（1）儒家、（2）性理、（3）礼教、（4）政治、（5）杂论 3、史藏7目：（1）孔孟、（2）学案、（3）碑传、（4）史传、（5）年谱、（6）别史、（7）杂史 显然，三藏是对古代四库分类的突破，大致情况是：保留四部中的经、史两部，而对子部·儒家类和集部有关儒学的文献进行了重新安排处理。

《道藏》，从唐代的《开元道藏》到明代的《正统道藏》及《万历续道藏》、乃至今天的《中华道藏》，历史更为悠久。尽管学界近年来有所谓经学热，但我已曾撰文《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》指出经学热中无经学[⑥]，大意如下： 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重建经学、或建立一种所谓新经学。[③] 凡此种种，皆不外乎收藏储存以防散佚之意。至2005年初，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川大《儒藏》列为重大项目，给予数额可观的专项经费支持。

我们读到的几部经学史，大致都属于这种路数。换句话说，《儒藏》的编篡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。

然而民族的复兴必定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，这是众所周知的定律。至西汉中期以来，刘向的《别录》、刘歆的《七略》和班固的《艺文志》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。

这是因为：该所三十年来的丰硕成果，加惠于儒林者实多。并举例说，吾乡神通寺有藏经石室，乃明万历中释某所为，其室去寺半里许，以远火厄，且累石砌成，上为砖券，今将二百年，犹尚牢固，是可以为法也。